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为标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分布在华北、华中等多个地区，肩负着持久抗战的重任。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迅速扩大。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我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采取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加剧了根据地物资短缺、财政紧张的状况。与此同时，根据地内部缺乏统一的货币体系，经济活动遭遇阻碍。在此背景下，抗日民主根据地迫切需要建立自主的货币体系，既用于供给军队，维护抗战大局，又能满足扩大生产、保障军民生活的需要。
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依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货币制度建设，推行了一系列务实有效的货币政策，不仅维系了根据地的物资流通与市场秩序，而且在保障持久抗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货币发行与管理经验也为新中国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借鉴。
因地制宜制定货币政策
就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货币发行来看，因经济条件、地理环境差异，各根据地推出的政策并非完全一致，但总体上都围绕着统一货币、稳定经济、支持抗战的目标展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设立银行发行货币。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成立。随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仿效，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等相继成立。各银行发行“边币”“冀南币”“北海币”等，这些货币逐步取代法币，成为根据地的法定货币，主要用于物资采购、生产消费和财政收支。货币发行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方针，优先支持根据地经济发展，同时满足军民生活所需。为了防止通货膨胀，结合财政收入、物资储备和市场需求，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把单纯的财政性货币发行放在次要位置，尽量减少财政透支。例如，陕甘宁边区1942年财政透支占到发行额的71%，1943年降至39%，1944年仅为17.7%；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整个抗战时期，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北海银行的货币发行经常有60%以上用于工商业发展。
二是确立“物资本位”的货币体系。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实物征收、公粮统购和有限税收，并推行“救国公粮”的制度。救国公粮以实物代替田赋，由此积累了丰厚的物资。各根据地将货币发行与物资储备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根据地市场的价值尺度。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负责货币管理工作的薛暮桥曾这样解释物资的作用：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因此根据地货币的发行，依托各根据地掌握的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用以调节供求、稳定价格，形成独特的物资本位货币体系，化解外部冲击和影响。
三是维持稳定币值与市场调控。在高通胀和财政压力并存的背景下，抗日民主根据地采取多种手段，竭力维持本币币值与价格体系的稳定。首先，限制敌伪币流通，强制要求使用边币、抗币等，巩固其本币地位。抗战初期，法币在部分根据地流通，但随着敌伪势力扩张与国民政府对边区财政援助中断，法币日益贬值，日伪币渗透加剧。为此，各根据地货币同日伪币、法币进行了持久的斗争，具体包括阵地斗争、比价斗争及反假票斗争等。这既是打破经济封锁、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需要，也是确保根据地经济主权的重要举措。其次，强制法偿规定。规定边币、抗币为合法货币，要求根据地内部接受。例如，1938年6月，晋察冀边区政府禁止法币和各类杂钞在市面上流通，同时规定：凡持有法币及各种杂钞者，必须在兑换机构兑换成边币，否则不能使用。边币由此成为晋察冀边区法定货币。又如，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在经历与伪币、土杂钞以及法币的斗争进而成为本位币后，在山东各地区统一流通。再次，建立统一市场、进行价格调控。无论是提高根据地内部商品交换的活跃度，还是在多个根据地之间实现经济联动、保障边区农业和商业发展，都需要统一流通工具以减少交易成本、稳定价格体系。最后，推动财政货币化。抗战初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税收以实物征收为主、货币支付为辅，后期逐步强化货币在财政收支中的比例。这种制度设计既减轻了农民的纳粮负担，又推动了市场机制的形成与货币使用的普及。在货币广泛使用后，根据地财政体系呈现出实物财政与货币财政并行的特点。根据地由此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本币结算体系，为经济运行和抗战提供了基本保障。
四是建设并完善金融体系。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区域内部推动金融体系的形成，以稳定物价与促进生产为原则，探索地方货币信用建设路径，由此建立起稳固的市场网络，为抗战提供财政支撑。根据地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兼有合作社、供销社等辅助机构。银行除发行货币外，还承担信贷、储蓄、物资调拨等职能，与财政机关密切配合。此外，合作社制度与信用合作组织广泛建立，在农村推广货币使用与商业信用，助力根据地内部市场的发展壮大。
有力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
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施一揽子货币政策、统一货币体系，解决了根据地货币混乱与流通不畅等棘手问题，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充分保障了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
发展和活跃了市场交易。根据地货币广泛流通，形成了统一货币体系，使以粮食、棉布、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军需品等生产资料为主的商品交换变得更加便利。同时，货币流通促进了跨村庄、跨地区的集市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进而提升了市场定价功能和资源配置效率，货币的稳定供给减少了物价波动、缓解了供需矛盾。市场交易的活跃增加了根据地内部的物资流动，有效缓解了物资短缺问题。
促进物资供应与生产发展。通过货币发行，根据地以市场化的方式收购粮食、棉花等物资，集中调配供给军民。货币政策引导资源合理分配，农业生产效率也得到大幅提升。例如，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粮食产量较1937年增加了67%，使物资基础更加充实。同时，通过货币政策配合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措施，以及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减轻农民负担。此外，各根据地使货币政策与税收政策实现有效协同，通过农业税、公粮等形式回收物资。由此，货币政策强化了税收征管和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为持久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推动合作组织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信用社和互助组等合作组织的发展，提升了农民经济自主权，有利于扩大货币流通的覆盖面。同时，货币支持也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各根据地以一定数量的货币作为生产建设资金，扶助生产合作社，发展小规模的工业、手工业及促进农业发展，使货币在生产中发挥好生产资本的作用。货币的流通还促进了根据地内外的贸易往来。一部分货币作为贸易资金，在贸易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合作下，发展消费合作社，一方面发展根据地内部的商业，另一方面加强同根据地外部的贸易联系，输出农产品及手工业品，使经济结构更加多元，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
当然，由于战时环境影响，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货币流通范围有限，跨区域交易仍需通过以物易物的形式，限制了市场交易的进一步扩大。此外，根据地货币发行也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和流通阻力，货币发行量难以完全控制，物价波动时有发生。尽管存在种种困难，各根据地完善价格管理，强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体现了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从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军事、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需要，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和民心支持，也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经验。边币、抗币的发行实践为人民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即新中国的中央银行。这些实践经验对当前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整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是必须有力维护货币和金融主权。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建立独立货币体系和打击日伪币，有力维护了货币和金融主权，在粉碎日本侵略者残酷“扫荡”、战胜自然灾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我国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效维护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同样重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需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重要位置，在推进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同时，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跨境支付等国际货币功能。
二是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货币政策以支持生产、消费、贸易和抗战需求为核心，通过投放资金、低息贷款等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实践成果。国际经验也已证明，金融脱实向虚，容易出现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失衡、产业空心化加速、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等诸多问题，助长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基于正反两方面经验，我国金融发展始终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紧密联系，明确金融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满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确保我国金融发展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三是需依据形势变化和战略需求灵活调整政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结合各根据地特点来动态调整货币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当前，我国在发展数字货币、绿色金融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需结合地区发展实际情况，因势利导，制定差异化的金融政策，确保取得良好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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